使清王朝“起死回生”的关键奏折

在镇压太平军的血腥战斗中，以当时十分先进洋枪洋炮装备起来、由侵略中国的“洋人”组成的武装为清政府立下了汗马功劳。不过，令人奇怪的是，两次鸦片战争外国侵略者给清军以重创，甚至攻下都城北京，迫使大清皇帝仓惶出逃，皇家名苑圆明园竟被侵略者付之一炬，清政府被迫与外国侵略者一次又一次签订不平等条约……清政府与这些侵略者本应有不共戴天之深仇大恨，但曾几何时，侵略者枪炮的硝烟未散、不平等条约的墨迹未干，却突然能“中外和好”以至“借师助剿”，昔日之敌成为今日之友！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，具体历史情境究竟如何？在“外患”与“内乱”间清政府是如何权衡利弊的，对内对外方针发生了哪些改变？这些，都须从头说起，慢慢道来。

在对外方面，对洋人有所了解的郭嵩焘、冯桂芬一直就“主和”。郭认为“夷”“无意于中国土地民人”，而冯更曾明确提出要借兵“俄法”助剿，收复东南。但应者寥寥。而据守东南的一些封疆大吏在太平军的严重打击面前，多次请奏，提议借“夷兵”助剿，认为如不如此根本无法剿灭太平军。对此提议，咸丰皇帝勃然大怒，一再强调不许也不需要借“夷”兵助剿，“若藉资夷力，使该夷轻视中国”，“后患何可胜言”。他当然认为最可能进犯京城、最可能推翻清王朝的“外夷”是最危险的敌人。

1860年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惨败于英、法侵略军，清王朝确实岌岌可危：北方外国侵略者已将京师攻克，咸丰帝出逃热河；南方“天京”久攻不克，太平天国声势仍然浩大，远无“肃清”、“剿灭”迹象。清政府显已内外交困，走投无路。它的灭亡，几乎指日可待，然而没想到它却又“起死回生”。是恭亲王奕訢的《统筹全局折》使清政府的战略方针发生根本性转变、使其又苟延残喘了半个世纪之久起了关銉作用。

咸丰帝在英法联军攻克北京前临逃之际，命恭亲王奕訢留下负责与英法侵略军议和，这实际是“朝廷”第一次与侵华的洋人直接打交道，使中央政府对侵略者有了较多的了解。经过一番“谈判”，备受侵略者侮辱的奕訢终与侵略者“议和”成功，签订了《北京条约》。与侵略者直接打交道，使奕訢对新的侵略者的认识发生了重大转变。此前，他以为这些“狄夷”与中国以前面临的异族入侵完全一样，是要将清王朝推翻而自己在中国称帝。现在，他认识到清政府面对的新的侵略者与传统异族的“入侵”完全不同，并非要推翻清朝的统治自己成为新的皇帝，而仅仅是要租界、要开放口岸，一句话，为通商得利！“其意必欲中国以邻邦相待，不愿以属国自居，内则志在通商，外则力争体面，如果待以优礼，似觉渐形驯顺。”他看到北京城被攻破后，侵略军“分踞京城，把守安定门，所有城内仓库及各衙门，彼亦深知，倘有包藏祸心，势必据为己有。乃仅以增索五十万现银及续增各条为请，其为甘心愿和，不欲屡启衅端，似属可信。”在满足了侵略者的这些要求之后，他们竟陆续撤军南返，清廷着实感到意外，对侵略者最终要“问鼎中原”的恐惧、担心和疑虑渐渐打消。对外认识发生这种变化的，不仅仅是奕訢一人，某些官员和士大夫也开始作如是观。如署理户部尚书沈兆霖此时也认为侵略者的武器远用于中国，“以万余众入城，而仍换而去，全城无恙。则该夷之专于牟利，并无他图，已可深信”，所以“夷人不足虑”。名士李慈铭也认为：“窃谓夷以数万里外浮海孤悬之军，长驱入都，据坚城以自便”，中国军队已溃不成军，京津间广大地区都被他们控制。如要侵占土地早就占了，但他们竟“往返请期，惟和是议”，其目的显然不是占地。与前相比，这种对外认识的“新变化”在中央和地方显然已颇有人在，尤其是位居中央手握大权的恭亲王奕訢，成为这种观点的总代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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