正史中的“侠”——兼论侠的正面意义

　　《史记·季布栾布田叔列传》是三人合传，但先写季布：“季布者，楚人也，为气任侠，有名于楚。”以下叙其经历：为项羽部下时曾率军“数窘汉王”，为刘邦所恨；归汉后，拜为郎中，至孝惠帝时，为中郎将。他在朝任官，并不因自己是降臣而胆小怕事、畏首畏尾。吕后因受匈奴侮辱而欲起兵讨伐，功臣樊哙大言“臣愿得十万众，横行匈奴中”，诸将起哄响应，独季布断然反对：当年高帝将兵四十万尚被困平城，樊哙之言纯属“面欺”！进一步，更警告道：昔秦为讨胡，引起陈胜起义，今樊哙的“面谀”亦将使天下摇动。季布的话难听得很，吕后大怒，群臣大恐，吕后悻悻然宣布罢朝，但伐匈奴的事也就从此罢议。季布这次发言，迎头冲撞了吕后，其次冒犯了樊哙，再次亦难免使群臣自惭而不欢，即使不更作罗织，他揭刘邦困于匈奴的不光彩往事，拿亡秦比拟现实，简直是威胁恫吓，反动得很，在某种时势下其罪足可置自己于死地。司马迁以此写出季布的“侠气”——习惯上或在别的平素不以侠闻者，也被叫做“耿直”“直言极谏”等等——敢于不顾身份而在手握生杀之柄的权势者面前如此放言无忌者，应该都有这种可贵的“侠气”吧。季布这次侥幸没有惹祸，后来他又曾当面批评汉文帝，真可谓侠性难改。季布侠性的又一表现是非常豪爽，辩士曹丘生向来为他所讨厌，但此人竟不怕他的威权，敢于前来捋虎须，与他对话。一谈之下，季布转嗔为喜，待为上宾。这种源于侠气的单纯大度，恰与某些人的小肚鸡肠形成鲜明对比。

　　汲黯不是武人，是个“学黄老之言”的文臣。《史记·汲郑列传》说他“为人性倨，少礼，面折，不能容人之过。合己者善待之，不合己者不能忍见，士亦以此不附焉。”脾气坏，有话当面开销，不能团结持不同意见的朋友，与侠气是否有关，可以探讨，但这毕竟不能算优点。在士大夫群里，汲黯显然不是一个可爱的受欢迎的人，但不屈己，不附众，直道而行，不随波逐流，不怕孤立，我行我素，坚守气节，这些也该是侠性的内容之一。

　　史文又说：“然（汲黯）好学，游侠，任气节，内行修洁，好直谏，数犯上之颜色”。司马迁笔下对汲黯是饱含欣赏的，下面就记述了他的几件事。他竟敢对着汉武帝说：“陛下内多欲而外施仁义，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！”这样不留情面的诛心之论，怎不弄得“上默然，怒，变色而罢朝，公卿皆为黯惧”？（但我们读来，却似乎听到司马迁在暗暗发笑。）有人数落汲黯，他竟还说批评天子是为臣的大义。他的庄重戆直，一丝不苟到认死理，使皇帝感到敬畏和无奈，汉景帝对他是“以庄见惮”，汉武帝对他是“不冠不见”，给予了远高于大将军卫青和丞相公孙弘的礼遇（武帝见卫青，有时在厕边，见公孙弘可以衣着随便）。不畏上，不唯上，在“如虎”的君王面前永远保持自己独立不倚的人格，这些自然都与汲黯身上的“侠气”有关——司马迁不是说他“好学，游侠，任气节”吗？其实，任换一个人，无论是儒生还是农民，若能如此，我们也正不妨认为他身具侠气或侠性。汲黯的官声和政绩都不错，但这些俱往矣，作为一个人，他最大和永恒的价值是在立朝为宦而不失侠性（人性中很宝贵的一个侧面）。古今来为官作宦的人也多，有几个能像汲黯？

　　李德裕是个政治家，他也重视豪侠，但主要是看重汲黯这样的官中之侠，而尤其提倡的是侠之“气义”二字。其《豪侠论》云：“爰盎、汲黯，皆豪侠也。若非气盖当世，义动明主，岂有是名哉？……夫侠者，盖非常人也。虽以然诺许人，必以节义为本。义非侠不立，侠非义不成，难兼之矣。……士之任气而不知义者，皆可谓之盗矣。然士无气义者，为臣必不能死难，求道必不能出世。近代房儒（孺？）复问径山大师：‘欲学道，可得至乎？’径山对曰：‘学道唯猛将可也——身首分裂，无所顾惜！’由是知士之无气义者，虽为桑门，亦不足观矣。”李德裕之论的意义在于把侠性普泛化，使侠之气义不但适用于为臣，而且适用于学道，举一反三，实际上是适用于为人处事的方方面面。这就值得我们深思了。

二

　　正史中的侠性之人还有其他类型，表现出别种可取的品质。

　　《后汉书》记载的张堪、廉范二人也是有侠性的官员，范晔《张堪廉范传论》说二人“皆以气侠立名，观其振危急，赴险阸，有足壮者。堪之临财，范之忘施，亦足以信意而感物矣。”这就又突出了侠的另一些特征，除了共同的“振危急，赴险阸”外，张堪是临财无私，廉范是施不图报。

　　张堪曾奉命入蜀讨伐公孙述，“成都既拔，堪先入据其城，检阅库藏，收其珍宝，悉条列上言，秋毫无私。”直到他调任他处，“去职之日，乘折辕车，布被囊而已。”在官员对待财物的态度上，侠性的表现是廉洁无私。这本是为官者应具的起码素质，真要做到却不容易，列朝列代大抵如此，但有侠性的官就能做到。廉范亦然，一方面是哪怕再困难也绝不接受任何资助，一方面是舍己助人，丢官陪钱乃至陪命，不但善始善终而且始终不让受助者知道。后来，对他有恩的老师涉案谋反被杀，“故人门生莫敢视，范独往收敛之”，不惜因此触怒皇帝。其侠性突显于一个“义”字，被他们鄙视、抛弃甚或根本不在考虑之中的，则是一个“利”字。张堪、廉范的侠性所为，在当时传为美谈，至今仍不无教育意义。

　　汉末动乱，时多豪侠，像董卓、袁绍、曹操等，都曾是侠气十足的人，正史中都有提及。他们的情况比较复杂，这里且不多谈。魏晋之际的嵇康，是个著名的尚奇任侠的文人，他的侠性行为带来了杀身之祸，但千秋之下英名长存。隋唐之际更是豪侠风起云涌的时代，此风一直延续到盛唐，造就了以李白、王昌龄、高适、李颀为代表的一代气度雄伟、风格豪迈的诗人。这些在各类史料和诗文中均不乏反映。由于传奇在唐代的大发展，唐人小说中的侠客给人印象特深，像《虬髯客传》中的风尘三侠，《昆仑奴》中救红绡妓出一品深院的磨勒，像《柳氏传》从藩将手中为诗人夺回爱姬的许俊，《霍小玉传》中强请李益到霍家相会的黄衫豪士，像在法场坦承杀人而救下无辜者的冯燕（《冯燕传》），以及武艺高强得惊人的女侠红线、聂隐娘等，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。不止于此，唐侠在正史上也留下了痕迹，而且其侠性品格的表现又与上述诸例不同，对后人极富教益。

　　《新唐书·列女传》中的《谢小娥传》，原是有小说为底本的，那就是中唐文人李公佐的同名之作。谢小娥由民间传说和小说人物而进入正史，说明主流文化对她的接纳与认同。不过史书因体例所限，文字简省，所载只是小说的梗概，参阅小说更能见出谢小娥为报父夫被害之仇所付出的艰苦努力。这篇小说所描绘的小娥形象，最感人的是她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精神，以及报仇成功后的低调处理态度，那时多少人家慕名愿意娶她，她却坚决地当了尼姑，从此在社会上销声匿迹。这两点正是侠性的表现。所以，谢小娥虽不会武艺，所入的是表彰妇女品德的《列女传》，李公佐在作品末极力推崇的也只是“贞、节”二字，而今天看来，最值得称赏的，却是她那以坚韧不拔、事成身隐为核心和内质的侠义精神。

　　同样表彰义气和坚忍精神而力度更强的，是写入《新唐书·忠义传》的吴保安、郭仲翔二人事迹。吴、郭本是里人，吴曾请求郭介绍其入伍，郭允诺，但吴未至而唐军已败散，郭被南蛮俘虏，敌方索千缣才肯放人。吴保安虽未曾与郭谋面，亦完全未从郭获得实惠，却自愿承担营救之责，为此抛家别子留于边疆奔走筹划，“苦无资，乃力居货，十年，得缣七百”，还差得远，只得继续经营。后来，吴妻从老家前来寻访，困于途中，幸遇一位官员，了解情况后，大力资助了吴保安，这才将郭赎回，就这样前后已过去十五年之久——我们在这里几句话的事，当日吴和吴的家人却是多么地艰困，郭仲翔又是多么难熬，没有舍己为友的精神和对友人的绝对信任，他们怎能成功度过！如果说前半段主要是吴保安发挥了侠义精神，那么后半段的主角就是郭仲翔了。郭得救后，吴保安已老，不久客死外乡，其妻亦殁，家人无力归葬。于是，郭“为服縗絰，囊其骨，徒跣负之，归葬魏州。庐墓三年乃去。后为岚州长史，迎保安子，为娶而让以官。”吴、郭二人生死之交的故事在当时就广为流传，能入《忠义传》则说明官方与史家的肯定态度。这个故事也是先有小说，见唐人牛肃《纪闻》，写得更为细致具体。明人冯梦龙《喻世名言》中的《吴保安弃家赎友》一篇，又以话本形式敷演了这个故事。阅此两篇可补上文简单介绍之不足。

　　谢小娥是为报仇而坚忍，吴、郭二人则是为报恩而坚忍，目的不同而精神一致。后者坚持的时间更长，毅力更强，将人性中侠义一面作了超常发挥和升华。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有此舍己为人和坚韧不拔之基因，是我民族历万劫千难而屹立不败之重要原因，故极足珍贵。在商品大潮漫卷，人性中劣性因子常常泛滥而加害我人民的时候，对此尤其值得提倡弘扬。

　　《宋史》人物具侠气者亦多。如卷273的杨美“状貌雄伟，武力绝人，以豪侠自任”，“为人任气好施，凡得予赐及俸禄尽賙给亲戚故旧。死之日，家无馀财。”同卷的郭进“少贫贱，为巨鹿富家佣保。有膂力，倜傥任气，结豪侠，嗜酒蒲博。……有材干，轻财好施，然性喜杀。”卷454的邹凤叔“少慷慨有大志，以豪侠鸣”，追随文天祥抗元，失败后自杀。卷462写到一位名医王克明，也是“颇知书，好侠尚义，常数千里赴人之急”，救治了不少疑难病人。此后诸史中这类例证亦多，不遑遍举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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